程弋洋 | 从“面壁人”到“破壁者”：《三体》走向西班牙
作者简介
程弋洋，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西班牙语语言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西班牙语文学博士，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西葡语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曾任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与西班牙语世界文化交流、西班牙语国家文学等。出版专著《鉴外寄象-中国文学在西班牙的翻译与传播》、《西班牙20世纪诗歌研究》等，译有诗集《在时间的核中》、小说《爱之恶》《圣血传奇》和《凉州词》，发表学术论文《从〈金陵十三钗〉外译看全球化翻译出版活动中的文化霸权-兼谈当下中国文学译介的“被接受焦虑”》、《中国当代类型文学在西班牙语世界 – 以麦家《解密》西译本批评与接受为例》、《第三方合作：中国图书在西班牙语世界的翻译出版模式研究》、《中国古典哲学西译》、《“纯正西班牙式的我”：乌纳穆诺的巴斯克民族观》等四十余篇。
从“面壁人”到“破壁者”：《三体》走向西班牙
（一）《三体》在西班牙的译介
《三体》系列不仅在英语科幻世界造成强烈反响，也通过译介至其他语种，在更多非英语国家的科幻文学读者、作家和评论界引发关注。2015年，《三体》系列第一部获得雨果奖，这进一步扩大了该系列作品在国际科幻文学界的影响力。2016年9月，西班牙B出版社出版了该系列三部曲中第一部的西班牙语译本，题名为《三体问题》(El problema de los tres cuerpos[1])，纳入“新星”科幻书系，该书系是B字出版社名下新星出版社以科幻和幻想类作品为主打的知名丛书系列。该译本由哈维尔·阿尔塔约从汉语原文直接译入西班牙语。下面将从出版社、译者和译本接受等方面详细介绍《三体》系列的西语译介情况。
1. 出版社与西班牙科幻文学的“命运共同体”
运营《三体》西语译介的B出版社于1987年成立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目前从属于兰登企鹅出版公司，旗下出版物类型丰富，其中既包括各种面向成人读者的小说，如科幻、恐怖、侦探、惊悚等类型小说，也包括面向少年儿童读者的读物，以及漫画等其他大众文化读物。B出版社曾译介出版了由美国著名动画电视剧《辛普森一家》改编的漫画丛书《辛普森漫画》，以及如法国著名的插画百科全书系列《发现之旅》的非虚构类读物。尽管B出版社至今仅运营三十多年，但其前身布鲁盖拉出版社却是在西班牙科幻文学发展路程中一家较有影响力并且历史传统悠久的出版社。
夸德拉多(2000)[2]和吉拉尔(2010)[3]在其各自的专著中均对布鲁盖拉出版社从诞生到本世纪的百年命运嬗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梳理。作为B出版社的前身，布鲁盖拉出版社1910年成立于巴塞罗那。在1987年被西班牙塞塔传媒公司收购之前，它曾出版了大量包括科幻在内的不同题材的漫画丛书，逐渐在漫画领域获得了较大影响力，也因其读者群体数量大、年龄范围广而拥有良好的受众基础。除了超过七十年的丰富的漫画出版经验，布鲁盖拉出版社在其运营晚期也出版了包括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胡安·卡洛斯·奥内蒂[4]等在内的多位著名西语作家作品，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托伦特·巴列斯特[5]的畅销作品《欢愉和暗影》等。总体上看，布鲁盖拉出版社是一家通过漫画读物打开受众市场、立足于大众文化、兼顾主流文学的出版社。随着19世纪中后期一部分读者对科幻文学的兴趣逐渐兴起，布鲁盖拉出版社凭借在流行文化出版界的影响力，逐渐成为“口袋读物”时期科幻出版业的中坚力量，在60年代的西班牙建立起了它的“口袋科幻”王国。正如前文所述，尽管这一时期的科幻读物仍是难以保质的快消商品，但在为这一文学类型开辟出版市场、培养读者群体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Castaños, 2014)。
经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新维度》科幻杂志为标志的“新维度”时期，西班牙科幻文学的发展已经走向成熟。随着该杂志于1983年停刊，科幻文学界一度陷入后“新维度”时期的迷茫和惶恐之中，1985年布鲁盖拉出版社的停业更让流行科幻写作雪上加霜(Castaños, 2014)。所幸的是，随着被塞塔传媒公司收购之后，布鲁盖拉出版社经过调整和重组，以全新的形象——B出版社重新回到西班牙出版业，再次开启了科幻和漫画等多种类型文学作品的出版活动，使得持续到90年代的后“新维度”时期的萧条局面得到一定缓解。[6]在B出版社担任编辑期间，西班牙著名科幻作家、翻译家、工程师米克尔·巴塞洛负责领导该出版社名下的“新星”书系，并努力将其建设为一个有助于提高本土西语科幻作家影响力的平台，并专门用于发表一些本国的科幻获奖作品，对于西班牙科幻文学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Castaños, 2014)。
2. “Nova”与西语科幻文学——从冉冉“新星”到领军人物
“Nova”这个名字在科幻文学的世界里总是时而浮现：科幻文学批评理论中，术语“novum”一词取自拉丁语，原意为“新事物”，一般指科幻作品中连接虚构世界与现实经验世界的核心想象元素，是科幻作家让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产生偏离而进行的某种认知创新(Castaño, 2014; Suvin, 1979)[7]；拉丁语中，novum复数形式为nova。在天文学中，nova是新星，指由于剧烈物质变化而在短时间内发出巨大亮光的天体，爆炸后的新星会产生新的恒星。在刘慈欣的作品中，小说《超新星纪元》英译本Supernova era将于2019年10月由托尔出版社译介出版，[8]这是继译介《三体》三部曲和《球状闪电》之后第五部被该出版社译介到英语世界的刘慈欣作品，其西语译本或也指日可待。可以说，对于世界科幻文学而言，“Nova”一词定是有着其独特的内涵联想与象征意义。
对于西语科幻文学出版业，“Nova”一词也具有其独特意义。1969—1970年，马德里罗洋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名为“新星俱乐部”的口袋科幻读物。到后“新维度”时期，西班牙科幻文学写作开始呈现出向主流文学靠拢的意图和趋势。一部分新作家开始尝试脱离杂志平台单独发表作品。这使得许多专门依靠出版发行科幻文学作品维生的出版社面临生存危机。一批尝试挽救这一局面的科幻爱好者群体开始自发集结并创立《科幻迷》杂志。这一举动让科幻文学再次进入大众读者的视野。布鲁盖拉出版社在此背景下推出了一系列科幻丛书，尝试兼顾流行科幻创作与严肃科幻创作，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书友”“新星”和“橙色丛书” [9]。90年代，B出版社继续承载着布鲁盖拉出版社的传统和使命经营“新星”书系，同时也逐渐使之成为了一个影响力与日俱增的西语科幻文学出版平台。发展至今日，“新星”书系不仅在推动西班牙本土科幻文学的沙场上功不可没，也在科幻文学译介领域颇有建树。2016年，被纳入“新星”书系的《三体》西语译本正式出版，在西语世界引发强烈反响。同年，欧洲科幻文学协会向B出版社授予“欧洲年度最佳科幻文学出版社”的殊荣。[10] 2017年，《三体》西语译本夺得伊格诺图斯最佳外国小说奖[11]，这代表着西语科幻文学界对这部译作的最高认可。此后，“新星”书系又陆续策划和完成了《三体》系列第二部《黑暗森林》与第三部《死神永生》的西语翻译出版。同时，还计划在西班牙出版刘慈欣于2004年发表的作品《球状闪电》。该作品中的一些灵感和元素后来被作者融入到《三体》系列叙事当中（顾忆青, 2017）。[12]在接受媒体采访时，B出版社主编玛尔塔·罗西琪表示将继续以其前辈“米克尔·巴塞洛的精神为标志”，致力于“建设充满响亮名字的科幻文学书目”。[13]
总之，在西语科幻文学的世界，“新星”这个名词给人以许多联想，它或许是布鲁盖拉出版社初创“新星”书系时那种敢于在“流行”与“严肃”、“大众”与“专业”的中间地带探索游走的自信和勇气，或许是以米克尔·巴塞洛为代表的西语科幻出版人的锐意进取，或许是通过《三体》译介与中国科幻结下的不解之缘。
纵观科幻文学出版和译介在西班牙的命运嬗变，可已发现，“新星”书系发端于西班牙科幻文学走向成熟的年代，成长于B出版社铺设的发展道路，而该出版社又沿袭着其前身布鲁盖拉出版社在西语科幻出版业的特有风格与积淀。虽然因为经历了后“新维度”时期的转变，考证布鲁盖拉出版社在外国科幻文学译介活动方面对新星出版社的直接影响已并不容易，但这个曾经在西语出版行业建立起商业帝国的科幻巨头，其辉煌的历史和雅俗共赏的传统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B出版社和“新星”书系应当为《三体》系列进入西语世界担任起译介使命。
在兰登企鹅出版公司官方网站的旗下出版社名目信息中，“新星”书系对自己的介绍仅有简短两句话，全文内容如下：
感谢布兰登·山德森、恩斯特·克莱恩、安迪·威尔和刘慈欣等作家，“新星”是西语世界科幻与幻想文学的一流书系，已有三十年历史。2016年，B出版社因此书系获得欧洲科幻协会最佳出版社奖。[14]
不难看出，出版方对刘慈欣及其作品予以了很高程度的重视和认可，也反映出《三体》西语译介对于B出版社、甚至于对西语科幻的重要意义。
3.“汉语让我感觉得到了解放”——《三体》西语译者与译本生成
《三体》第一部与第二部《黑暗森林》[15]的西语翻译由哈维尔·阿尔塔约完成，第三部《死神永生》由奥古斯丁·阿雷普斯·莫拉雷斯完成。本研究将主要针对《三体》一、二部及其译者进行介绍。
哈维尔·阿尔塔约毕业于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翻译系，之后赴北京大学、人民大学进一步深造中国语言文化。自2001年起前往台湾工作、定居。在完成《三体》和《黑暗森林》西译本前，译有张翎小说《金山》、刘慈欣短篇小说《赡养上帝》等。除对汉语言文化的丰富积淀和对文学翻译的热爱，该译者也曾有丰富的技术文本翻译经历，良好的汉语言文学功底与对科学技术语域的熟稔促成了他对科幻小说翻译的热情，也为其科幻翻译工作铺垫下良好的基础。
尽管从时间上看，《三体》西译本（2016年）似乎是在它在英语世界成功译介和揽获雨果奖（2015年）的“聚光灯效应”下催生的。但实际上，早在2014年之前，曾任西班牙幻想、科幻、恐怖文学协会“伊格诺图斯奖”管理人的马利亚诺·比利亚雷亚尔就已与哈维尔·阿尔塔约开始积极沟通《赡养上帝》西语试译的相关工作。《赡养上帝》西译本，2014年随着科幻作品合集《新地球3》一起成功出版。这一翻译出版活动，是后来译介《三体》系列的序章。
对于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哈维尔·阿尔塔约有其独到的认识和见解，也一直怀揣着别样的珍视。他认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科幻小说良好的发展势头逐渐回归。80年代，科幻小说创作曾因被指为“伪科学”而一度失声，进入“十年冬眠”。今天的中国科幻文学有一片非常广阔的天地，它不仅仅是刘慈欣，还有韩松、王金康这样的重要作家。此外，还有如郝景芳这样的新晋作家，她继刘慈欣之后凭借短篇小说《北京折叠》再次为中国科幻文学揽获雨果奖。[16]
哈维尔·阿尔塔约曾在媒体访谈中表示，《三体》在西方世界获得的成功实至名归，并不使他意外；使他感到意外的是，还有如此多像《三体》一样优秀的作品、像刘慈欣一样优秀的作家仍未被发掘和译介。作为一名参与到中国科幻文学译介活动中的西语译者，其重要使命便是让更多优秀的中国科幻文学作品顺利走进西语世界，并被西语读者所接受，然而这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其间既充满着语言差异的束缚，也遍布着文化差异的阻碍 。
在《三体》系列作品中，刘慈欣虚构了一个为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而独自恪守着巨大秘密的科幻人物形象，称之为“面壁者”。在译介活动中，每一位译者或多或少都是站立在文化高墙之前“面壁者”。然而，他们更为重要的使命，是成为击穿文化高墙隔阂、促进文化交流的“破壁人”。
（二）“面壁者”与“破壁人”——从《三体》译介看译者身份变迁
面壁者所承担的，将是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使命，他们是真正的独行者，将对整个世界甚至整个宇宙，彻底关闭自己的心灵，他们所能倾述和交流的、他们在精神上唯一的依靠，只有他们自己。
（《三体2·黑暗森林》）
有关文学翻译中译者所扮演的角色，翻译学界已展开过许多讨论。韦努蒂(1995)所提出的“译者的隐身”，是对文学翻译中译者角色的重要思考，在翻译研究中被反复讨论。韦努蒂认为，译者通过对目标语言的熟练驾驭，使译文呈现出接近目标语言原创文本的话语状态，这样的译文因其语言流畅、风格自然而使得读者无法明显感知到译者的痕迹，翻译活动变得具有“透明性”，译者也在目标文化语境中达到一种“隐身”的状态；“译者越是隐身，原作者或原文的意义就很可能越是得到凸显。”韦努蒂通过例证指出该现象在文学翻译中的具体表现在是多方面的：
（1）从语言层面来看，倾向于主张翻译“透明性”、译者“隐身”的现当代文学翻译批评通常持有的观点是，译文语言在词汇上应具有“现代性”（不“古旧”）、“常用性”（不“生僻”）、“标准性”（不“口语化”）等特点，且应避免外来词的使用；句段上应弃“忠”以求“顺”、弃“形”以求“意”；翻译策略上，译文应当是归化的。
（2）从文化上看，翻译的“透明性”还体现在强势目标文化在翻译活动中的权力话语。译者通过尽可能适应强势目标文化的话语规则使译文显得“自然流畅”，尽可能使自己在翻译活动中留下的个人痕迹无法被读者感知，让自己的译者角色“隐身”。
（3）从翻译活动中的权力关系来看，韦努蒂认为这种“隐身”体现在对译者合理权利的剥削。如出版业在合作过程中对译者身份的轻视，这常体现在对译者劳动报酬设置的不合理（如酬劳低、分配不公等）、对劳动强度的要求不合理（如过于紧迫的工作时限）等；此外，在如新闻行业等领域的非文学翻译活动中，对译者身份的忽略几乎已成为惯例，而保护对译者合理权利的相关法律规定也亟待完善。
从以上几点来看，译者“隐身”现象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不对等的权力话语关系下，文学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使命与其主体性之间的普遍矛盾。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中国科幻文学西译中的译者角色问题上时，要了解这种矛盾是否依旧显著，以及有什么样的具体表现方式，还需进一步针对译介活动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探讨。然而，尽管《三体》的成功译介标志着中国科幻文学开始反哺世界科幻，但由于社会历史原因，我国科幻文学译介和创作到很晚才逐步呈现出相对繁荣的发展态势，科幻文学研究方兴未艾，而有关科幻文学翻译的研究则更是远远不够（王雪明、刘奕，2015）；另一方面，在西语世界，相比科幻文学理论，尤其是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方面已有的一些发展，科幻文学翻译仍旧是被边缘化的话题。这些现状既为进一步探究科幻译介中译者的活动特征提出了挑战，也充分表明研究的必要性。下文将尝试通过结合上文对译者“隐身”现象的具体阐释，从科幻文学翻译实践中译者对语言风格的处理特点、协调文化关系所采取的策略以及在译介活动权力话语中的身份等方面进行探析。
1. 科幻之译，异上加“异”？
关于科幻文学翻译中译者拥有何种程度的语言自由，应采取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郭建中从科幻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技巧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探讨，他认为：
（1）科幻小说翻译应具有文学性、科学性和通俗性。其中，文学性指译文应符合文学审美标准，科学性指译者对作品中涉及的科学常识和概念的正确把握，通俗性指译文通俗易懂。
（2）语言层面归化、异化相结合，文化层面异化优先的翻译策略。通过指出韦努蒂(1995)在提出归化与异化策略时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倾向，郭建中认为其抵抗强势目标文化的异化策略主张不完全适于科幻翻译，并提出科幻文学翻译中通过异化策略体现“异文化”的重要性，凸显科幻小说之“异”。[19]
可以看出，国内的科幻文学翻译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译者应在语言层面求“顺”，文化层面求“异”，以凸显科幻文学所特有的文学魅力。
再观西语世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尽管鲜有直接谈及西语科幻文学翻译问题的研究，莫雷诺(2015)在其专著《科幻文学理论》中探讨科幻文学的诗学、修辞和批评等问题时，提出了对该文学类型语言特征的看法：大众批评更加倾向于主张词汇、句法上的简明易读，突出直白、简易的语言风格；而专业批评则对此持反对意见，并十分重视语言的文学审美和诗学功能。相比国内翻译研究者对科幻文学语言的文学性、科学性和通俗性兼顾的主张，西语学界对科幻文学的文学性有着更为强烈的诉求，正如莫雷诺(2015)套用并强调的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的一句话：“科幻文学是文学。”
结合上述国内外翻译批评与文学批评的要求看来，《三体》译者在将中国科幻译介至西语世界，可能面临这些问题：
（1）对科学技术语汇的准确传达。作为科幻作品，小说《三体》的语言处处显示着刘慈欣以对科学技术细节描述见长的“硬科幻”风格（顾忆青, 2017）[20]，如何在语言转换过程中维持原作语汇的科学性是译者面临的挑战之一。
（2）对译文语言风格文学性的把握。李林倩(2015)在对《三体》英译的研究中发现，仅从描写、叙事、对话等传统文学手法去关注译作的“文学性”仍远远不够，对修辞的处理也是一个难点[21]，因为《三体》中作者运用大量比喻等修辞手法来解释复杂的科学概念。
（3）文化内涵的传达。作者调用了诸多中国特有的政治、历史和社会元素以丰富起作品，译者需思考如何良好地向西语读者传达和展示这些文化元素。此外，面对英语科幻和本土科幻的强势文化地位，译者以什么样的角色身份在各文化的权力话语间进行协调显得十分重要。
（4）前面已提到，西班牙科幻文学发展历程中始终伴随着“雅俗共赏”的传统，这在对作品的接受活动上表现为大众批评和专业批评分庭抗礼的局面，双方对科幻文学的语言审美存在较大分歧。如何协调这种对峙关系，使译文尽可能同时被更多大众和专业读者接受，这是译介工作所面临的极其严峻的考验。
下面将结合以上各方面，具体考察《三体》西语译介中译者在面对翻译阻碍时选择的处理方式，以进一步讨论其在科幻文学译介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请看以下例子：
译例I：
“小叶啊，连里对你可是仁至义尽了。”连长喷出一口辣烈的1莫合烟，看着地面说，“2你出身和家庭背景都不好，可我们没把你当外人。针对你3脱离群众、不积极要求进步的倾向，我和指导员都多次找你谈过，想帮助你。谁想到，你竟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三体》刘慈欣）
“Wenjie, aquí siempre nos hemos portado muy bien contigo”—le dijo el comandante de la compañía, exhalando una espesa bocanada de humo de 1tabaco Mohecon la vista puesta en el suelo—. “2Debido a la clase a la que pertenecía tu familia, y dados sus antecedentes, has sido siempre considerada una sospechosa política. Y, sin embargo, aquí te hemos tratado como a una más. ¿Cuántas veces te hemos hablado, tanto tu instructor político como yo mismo, sobre tu tendencia a 3aislarte de los demás y tu falta de motivación? ¡Todo por ayudarte! Y mírate ahora, cometiendo un error tan grave.”
(El problema de los tres cuerpos, traducción de Javier Altayó)
译例II：
给岁月以文明，4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三体2·黑暗森林》）
dedica tiempo a la civilización, 4porque la civilización no te dará tiempo.
(El bosque oscuro, traducción de Javier Altayó)
译例I第1处出现极富中国民俗特色的名词“莫合烟”，译者哈维尔·阿尔塔约以音译处理该名词，在译文中留下具有异化特点的外语词汇“Mohe”。莫合烟为一种较多种植于我国新疆地区的烟草，气味浓烈、口感辛辣，革命战争时期广受部队军人喜爱。关于其名称来源有一说法为来自俄语音译，但实际词源暂已无从考证。译者此处选择保留原词，但未对其含义作更多解释，也随之舍弃了该词可能存在的与革命、军队有关的联想。译文对前文中形容词的改动，更加证明了这一点，试比较：一口辣烈的莫合烟/ una espesa bocanada de humo de tabaco Mohe。原文以“辣烈”形容莫合烟，或能引发中国读者将其与军人的硬派作风相联系；然而，多数西语读者对此较为陌生，故译者也将修饰词替换为“espesa”（浓密）。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辨识和理解第2、3处的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政治话语并不困难，这类话语通常传达着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如“出身和家庭背景”“脱离群众”“积极要求进步”等，剥开其字面意义，这些话语更多传达的是关于革命立场和政治倾向的信息。回到语境，小说人物叶文洁被指责“出身和家庭背景不好”，实则是指控其家人的工作性质被怀疑存在资本主义倾向；“脱离群众”实则是批判其“背离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立场”；而“要求进步”则更多指“追求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西语读者如果对中国无产阶级阶级革命的政治历史背景缺乏足够了解，则很难完全领悟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译者对第2处话语的处理方式为增添文本补充说明“出身和家庭背景不好”导致政治倾向可疑(una sospechosa política)。第3处则采取了简化翻译的处理方式，基本舍弃原文话语的意识形态内涵，试比较：脱离群众/aislarte a los demás（与他人隔绝）；不积极要求进步/falta de motivación（缺乏动力）。
译例II中，在第4处可以看出译者在此处对原文的句法结构和句意均有所改动。此处原文“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的含义可能存在多种阐释，如“而不是让文明被岁月蹉跎”或“而不是让文明被岁月埋葬成为历史”等等，不拘一格。译者将原文的转折关系（“而不是”）替换为因果关系（“porque”），余下译文为“la civilización no te dará tiempo”，字面意义可理解为“文明不会给你岁月”，甚至引申为“文明不会为你守候”等，尽管句法变化极大，句意上仍保留了一部分原文所含的“文明难抵岁月蹉跎”之义。译者此举动因从译文的文学性上看，存在一种可能的解释，即是为保留原文句法修辞结构——颠倒。原文中“岁月—文明/文明—岁月”的颠倒结构在译文中以“tiempo-civilización/ civilización-tiempo”的相似形式得到还原。
通过以上译文实例考察，可以初步发现译者的翻译活动呈现出以下特征：
（1）语言方面，译者更倾向于采取不同策略以追求译文语言的简洁，在文本增添上较为克制。对于传达意识形态内涵的话语，译者在尝试保留原文基本含义的前提下尽量采取简单化的表述，避免过多阐释。此举有利于维系译文语言的流畅和简洁，保证文本易读性。此外，有必要加注说明的部分，译者通常将其标出并以尾注形式在章节末尾统一罗列，以求不破坏译文阅读的连贯性。
（2）文化层面，译文表现出一定的异化倾向，通过音译保留源语的文化负载词，到达求“异”的效果。另外从译者的加注情况也能看出其保留和突出“异文化”元素的意图，如对周文王、墨子等历史人物，以及对周朝、商朝、战国等中国历史时期的加注解释。
（3）兼顾译文文学性。尽管译者对译文简洁性和流畅性的追求显而易见，但未完全舍弃对文学性的兼顾，译例II中对句法修辞的保留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
译者在语言上追求简洁流畅以提高译文可读性，适当兼顾文学性，尽量避免译文中出现过于异化的话语风格，甚至不惜为此舍弃原文的一部分话语意义。这既印证了科幻文学翻译所追求的通俗性，也在接受上更符合大众批评对科幻文学语言的期望。另一方面，译者试图保留小说中的中国文化元素，以求对“异文化”的突出；对于重要文化概念则加以注释，没有回避译者身份在翻译中的“现身”，体现出拒绝译者角色“隐身”的态度。
前文的译者介绍中已提到，译者哈维尔·阿尔塔约认为，缩短西语读者与汉语文学之间遥远的文化距离是从事文学翻译的重要任务。谈及译者的角色问题，他表明自己想法：
都说译者是隐身的，但是近年来我发现译者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因为，在一个翻译文本的背后，隐藏着很多完全无法感知的任务。[22]
以《三体》译介为契机，他试图通过科幻文学为两个世界拉近语言上的距离，为文化沟通搭建桥梁。此时，译者不是个“隐身”的译者，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协调者。
2. 科幻文学跨文化译介中的协调者
关于译者的跨文化活动中的角色，众多译学研究者提出了“文化协调者”(cultural mediator)的身份概念。卡坦认为，所谓“文化协调者”，是为存在语言文化差异的不同人群建立沟通、理解和行为的角色。[23]塔夫特提出，译者作为文化的协调者，应当建立和平衡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沟通。[24]哈提姆和梅森则从译文生成的角度指出译者的工作是对两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协调：即源语文本的生产者与目标文本的接受者。[25]莫娜·贝克则更进一步指出译者通常将自身的跨文化知识与理念体现在其文化协调的过程中。[26]
在《三体》向英语世界的译介活动中，关于译者刘宇昆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国内已有一部分研究展开过相关讨论。徐皡亮(2016)从跨文化传播视角分析《三体》译介，认为刘宇昆的译介传播是构成译本有效传播力的重要传播手段之一。 [27]汪世蓉(2017)在探讨华人离散译者在跨文化译介活动中的身份问题时，以刘宇昆为实例，通过分析其个人成长经历与文化背景来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华人离散译者在协调处理两种或多种不同文化时所具有的身份协商和优势，主要包括：（1）更敏锐的文化自觉性；（2）更明晰的受众意识；（3）更多元的译介渠道[28]。
刘宇昆的华人离散译者身份，恰好印证了巴斯奈特(2011)借用霍米·巴巴(1994)提出的全球化背景下移民人口所处于的一种介于不同文化中的“中间性”(in-betweenness) ，所阐明的译者作为文化协调者时所面对的身份状态。
哈维尔·阿尔塔约曾多次提到他在翻译《三体》的过程中，从其他从事汉语语言文化工作的母语者和《三体》英语译者刘宇昆处获得的无私帮助，对他顺利、保质地完成译本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30]。通过与母语者的沟通交流，有助于译者更充分地站在源语文化的角度思考问题，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源语文本的语言特点和文化内涵。而通过与双语、双文化的离散译者合作，有助于译者更好地感知和培养自身的文化协调能力。相对于传统的多语种译介模式中，不同语言文化之间依靠权力话语构建相互关系，《三体》译介活动中所呈现出的特有的译介模式——英语译者与西语译者的协调合作，对于中国科幻文学、类型文学甚至是经典文学的译介活动均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三）结论
科幻文学作为一种在西语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间“双栖”的类型文学，往往以兼具良好的可读性与文学性而同时吸引着大众读者与专业读者的目光。一部科幻作品的成功译介既能使其通过吸引大众读者获得理想的商业传播效益，又能透过专业批评的充分肯定而经久不衰。《三体》的西语译介反映出，在类型文学的翻译中，译者一方面拉近译文与读者的语言距离，一方面凸显源语文化的“他者”身份，是具有实践可行性和一定参考价值的。并且，这种语言、文化上的“协调”已经反映在科幻文学翻译中译者角色身份的变化上。从译介模式来看，《三体》译介所呈现的译者间的跨语种合作模式是对译者文化协调者角色的良好体现。
中国科幻文学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时期，与世界进一步建立沟通交流的需求愈发强烈。此时此刻，科幻译介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似乎从未显得如此迫切。译者在译介活动中，面对矗立在语言文化间的高墙，唯有充分发挥自身文化协调者的角色，才有可能成为主动打破文化障碍的“破壁人”，而非孤独、被动的“面壁者”。
Cixin Liu, El problema de los tres cuerpos (Trilogía de los Tres Cuerpos 1)
(Nova 2016)
注释
[1] Liu, C. El problema de los tres cuerpos, Barcelona: Ediciones B, 2016.
[2] Cuadrado Pérez, J. Atlas español de la cultura popular: de la historieta y su uso, 1873-2000, Barcelona: Sinsentido, 2000.
[3] Guiral, A.Guiral, Antoni - 100 Años de Bruguera, de El gato negro a Ediciones B. Barcelona: EDB COMICS, 2010.
[4] 乌拉圭著名小说家，1979年获塞万提斯奖。其大多数作品设定在一个虚构的港口“圣达玛利亚”，系列小说《短暂的生命》《生离死别》《无名氏墓志》《造船厂》和《收尸倌》被视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期的重要作品。
[5] 西班牙“36一代”代表作家，1985年获塞万提斯奖。代表作有《欢愉和暗影》《可笑的国王》。
[6] Canalda, J. C., & Cantero, U.-E. “Las colecciones de ciencia ficción popular en España (1950-1990)”, La Ciencia Ficción Española (2002):67-94. Ediciones Robel.
[7] Suvin, D.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Vol. 12), 1979. https://doi.org/10.2307/3507501
[8]https://www.tor.com/2019/01/02/revealing-supernova-era-a-new-standalone-novel-from-cixin-liu/ (2019-05-26)
[9] Díez, J. “No Las colecciones de CF (IV): Bruguera”, Gigamesh17(1998):40-43.
[10]https://www.elperiodico.com/es/ocio-y-cultura/20161106/ediciones-b-nova-mejor-editorial-europea-ciencia-ficcion-5612231(2019- 05-26)
[11] 参见http://locusmag.com/2017/11/2017-premio-ignotus-winners (2019-05-26)
[12] 顾忆青：《科幻世界的中国想象：刘慈欣〈三体〉三部曲在美国的译介与接受》，《东方翻译》，2017年第1期。
[13] 出处同脚注30。
[14] http://www.penguinrandomhousegrupoeditorial.com/sellos/ (2019-05-26)
[15] 刘慈欣：《三体2：黑暗森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
[16]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117042604/http://novalibros.com/tag/el-problema-de-los-tres-cuerpos/ (2019-05-28)
[17]（访谈录原文为加泰罗尼亚语）https://lilladeserta.cat/entrevista-a-javier-altayo/(2019-05-28)
[18]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19] 郭建中：《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 技巧与实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
[20] 顾忆青：《科幻世界的中国想象：刘慈欣<三体>三部曲在美国的译介与接受》，《东方翻译》，2017年第1期。
[21] 李林倩：《中国科幻小说英译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22] （访谈录原文为加泰罗尼亚语）https://lilladeserta.cat/entrevista-a-javier-altayo/(2019-05-28)
[23] Katan, D. “Translating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 Journal of Biblical Text Research, Vol. 21(2004): 166–183. https://doi.org/10.28977/jbtr.2007.10.21.166
[24] Taft, R. “The role and personality of the mediator”, The Mediating Person: Bridges between Cultures (1981): 53-88.
[25] Hatim, B., & Mason, I.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In Language Vol. 68(2014). https://doi.org/10.2307/416393
[26] Baker, M.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 (2006)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099919
[27] 徐皞亮：《科幻小说<三体>跨文化传播分析》，《新闻前哨》，2016年第2期。
[28] 汪世蓉：《身份博弈与文化协调；论华人离散译者的文化译介》，《中国比较文学》，2017年第2期。
[29] Bassnett, S. “The translator as cross-cultural mediato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77 (2011):85; Bhabha, H. “The postcolonial and the postmoder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994): 171-197.
[30] （访谈录原文为加泰罗尼亚语）https://lilladeserta.cat/entrevista-a-javier-altayo/(2019-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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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黄以昕
译文｜阿布—卢戈德：《东方学》与中东女性主义研究
访谈丨章文：隐身或可见的译者——谈《异域的考验》的翻译